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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集体创伤的比较与竞争：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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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thrin Bachleitner，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高级科学家，牛津大学政治和国际发展系研究员，研究兴趣为集体记忆、国家身份和冲突叙事等。

来源：Kathrin Bachleitner, Trauma in world politics: Memory dynamics between different victim group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online published.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241231868

引言

国际领域充满了有关战争和暴行的记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流离失所继续产生新的痛苦和受害者。在本文看来，历史既不完整也不中立地记录了这些悲剧事件。这是因为有关悲剧的历史既不是按时间排序，也不是按照人类苦难的规模排序，而是按照事件在当代社会框架中被广泛认可和正式记住的顺序排序。当一些创伤性历史事件被人们、国家和社会记住时，另一些事件则不为人所知。对于西半球而言，大屠杀（Holocaust，本文特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的记忆位于“全球苦难等级”的顶端。在21世纪初，大屠杀被联合国、美国和欧盟制度化，成为绝对邪恶的象征，和整个自由世界人类苦难的基准。作为这一基准，大屠杀的记忆被作为与全球范围内其他创伤比较的标准。

基于此，本文探寻了不同创伤记忆如何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受害群体间的记忆动态。通过对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三类群体决定哪些创伤记忆需要被铭记以及为什么的定性调查，作者指出人们的能动性（agency）是关键因素。此调查有助于理解受访者将自己的创伤记忆与其他历史/当前冲突联系起来的逻辑，揭示了记忆动态从比较滑向竞争的一般规律，这对于国际关系和和平研究具有更广泛的重要性。

国际领域的记忆动态

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国关学者们往往把更多的记忆同可持续、长期和平相联系起来，冲突后和解（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和过渡司法（transitional justice）等跨学科概念更加建议政府在赔偿受害者的同时寻求真相以及承认错误。此外，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记忆政治已经与反军国主义外交政策、可持续双边关系、国家间友谊和国际人权规范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等议题相联系。因此，对大屠杀的记忆在自由主义国际框架中占有突出地位，人们希望它能成为防止此类罪行重演的全球警告信号。而本文对不同受害者群体对这一创伤和其他创伤的反应之研究与当前时代有关记忆、受害、国际承认与和平的主题息息相关。

作者认为，对于21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而言，记忆已经与和平的概念紧密相连。随之而来的纪念馆、公开演讲、政治纲领和历史教科书等制度架构确立了对创伤性历史事件的记忆。此外，受害者在法庭和媒体上被知晓，并被国际制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宣扬。对此最突出的说明记忆之努力的例子就是大屠杀。在联合国、美国和欧盟的带头下，大屠杀被公认为悲剧的原型、全球标志、以及苦难的卓越象征，并在制度化下被铭刻在全球的政治和教育计划中，变成了整个自由世界人类苦难的基准。这些努力的主要目标是防止未来的种族灭绝行为。

然而，本文认为，国际上对记忆的制度化仍不是平等的：有些事情无论严重性如何，其记忆得到的关注较少，乃至完全忽视。当大屠杀在西方世界被社会建构成苦难的象征时，诸如殖民主义的经历被无声地排挤了。这种视大屠杀为基准的做法带来了一种被称作“全球苦难等级制度”的副作用，从而使对创伤的评估既不基于事情的严重程度，也不反应对人类痛苦程度的估计，而是国际社会对创伤的认可。由于所有的记忆都是当代社会框架中的社会建构，现有的权力框架决定了哪些创伤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承认。这种背景下，本文认为能动性（agency）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方面，社会创伤只有在利益相关方有能力和资源使其可见的情况下才会被认知，即，只有通过发挥能动性，受害者群体才能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国际舞台的承认为那些得到认知的人提供了有形的或象征性的政治权利和收益，这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开始探索全球大屠杀记忆框架如何与其他苦难经历相关联的问题。一些学者提出，大屠杀常被用作比较（comparison）的参考标准，帮助其他受害群体定义他们的苦难并争取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样做能让这些群体获得实实在在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安全保障、军事干预、国家权利、法律支持以及赔偿或援助。不过，学者们也发现，这种比较有时会变成受害者之间的竞争（competition）。大屠杀作为受害的象征，虽然能帮助其他受苦群体表达他们的痛苦，但这种做法并不是纯粹为了表达，而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道德支持和实际帮助，例如以色列在大屠杀后获得的特别待遇，包括西德对以色列的赔偿协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因此，学界开始观测到一种被称为“竞争性受害者”的新趋势：受害者群体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夸大和美化自己的痛苦，在一种“受害者身份的螺旋”中不同的群体不仅要竞争位置，更要竞争痛苦等级的最高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利益。基于以上，作者认为，当前的大屠杀记忆并没有提供一个可比的、规范性的框架和词汇来解释痛苦，也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团结和动员公众舆论来反对重复威胁的可能，而是引发了群体间的政治竞争——追求国际承认自己而非他人的痛苦。与大屠杀记忆的对比并没有在受难者间形成跨文化和全球的联系，而是助长了民族主义的逻辑。

 不同受害者群体之间的记忆动态

当前学界有关“竞争性受害者”动态的讨论集中在西欧大屠杀记忆框架-东欧古拉格记忆框架、西方大屠杀记忆框架-殖民主义/奴隶制记忆和阿以冲突中的竞争记忆动态这三个具体例子。在作者看来，这些讨论都关注在精英层面展开的记忆动态。政治精英通过将他们的民族记忆与相关的他者联系起来，而这些他者通常在国际苦难等级中占据更高地位：西欧国家之于东欧，全球北方之于南方，以色列之于巴勒斯坦。因此，这些精英进入竞争动态，为他们所代表的群体获得更大的承认和政治权利。

相比之下，作者认为学术界从社会和个人层面上分析人们是如何参与这些记忆框架是有所欠缺的，在全球化的时代，受害者很可能会将自己群体的经历与他人的痛苦进行对比，因而本文着重于个体的记忆动态。记忆在此被定义为个体因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创伤事件而产生的叙事，这些叙事是人们在当前社会框架中形成的社会结构。在全球互联的世界中，这些社会框架超越了人们自己的社会群体：在创造社会创伤的概念时，人们不仅依赖自己的经验，也依赖他人的经验。这种创造同样会进行比较和竞争。当人们进行比较时，痛苦的共鸣和共同点是主题。然而，强调与他人的另类元素、排除他人经验以确定群体边界的竞争动态同样存在。当身份主张主要基于受害者身份时，这种竞争尤为突出，并衍生为冲突。特别是，当受害者身份与高水平的爱国主义相结合时，集体认同可能导向与他者的激烈竞争和冲突。

案例研究：不同族群的记忆景观

本文在此节通过实证主义研究验证上文所述的动态，并选择了中东冲突所产生的三个非常不同的受害者群体：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这些群体都处于冲突之中，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受害背景：叙利亚人正在经历反对阿萨德政权的内战；巴勒斯坦人面临着被占领的局面，并与以色列人就土地发生长期冲突。考虑到全球的大屠杀记忆框架，三个群体在此框架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以色列的身份是这种创伤的直接反应；巴勒斯坦人对大灾难（Nakba，指1948年起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和清洗）的记忆，被驱逐出土地的事实，作为以色列建国的直接结果与这个框架纠缠在一起。另一方面，叙利亚人与全球大屠杀记忆这一受到西方推动的以色列记忆的距离最远，同时仍在向国际社会游说他们的事业。三个群体在苦难等级中截然不同的位置使其很适合探索在国际承认不平等的背景下这些群体内部展开的记忆动态。

作者于2020年以200名叙利亚人、150名巴勒斯坦人，2021年以200名以色列人为样本进行了在线调查，用本地语言提出了关于记忆的开放式问题，以了解调查对象认为哪些历史经历必须记住，以及为什么要记住。此外，有关身份特征的封闭式问题，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对特定群体的自我认同和民族主义依恋程度也是调查的一部分。作者根据人们为什么想要记住某些事而非其他事的逻辑进行定性分析，并放大个人特征，以期探索记忆动态有关比较性/竞争性和民族主义情绪/受害者被感知程度的问题。

基于调查，所有的开放式回答被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强调只记住自己冲突重要性的人（编码为叙利亚样本中的“叙利亚/库尔德冲突”、巴勒斯坦样本中的“大灾难”、以色列样本中的“大屠杀”）；二类是强调记住其他冲突而不是自己冲突的人（编码为“其他”，对于以色列样本而言，“大灾难”单独作为一个编码）；三类是认为记忆并没有特别价值，因此不想记住任何冲突的人（编码为“无”）。其结果如图1所示，大约20%叙利亚人为一类（另外15%叙利亚库尔德人只强调库尔德事件）。相比之下，大约55%巴勒斯坦受访者只希望记住大灾难，10%以色列人只想记住大屠杀。相反，大约58%的叙利亚人、20%巴勒斯坦人和超过80%的以色列人认为记住其他族裔的历史创伤事件是必要的。本文接着进一步放大了这三种不同的记忆景观以发现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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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翻译自原文“需要被国际记住的历史事件”

1.叙利亚人的记忆景观

叙利亚样本中大多数人（58%）认为有必要记住几次历史上的全球和地区冲突，然而这些事件主要涉及阿拉伯/伊斯兰主题。其中部分对大屠杀的记忆尤其具有双重意义：虽然一些受访者将大屠杀作为全球记忆框架进行交叉参考和借鉴，但往往用于帮助表述需求更多对叙利亚的苦难的认可的竞争逻辑。20%的受访者坚持只记住叙利亚战争，强调了叙利亚的苦难的严重性。对于这部分而言，叙利亚发生的事情通常被直接与大屠杀进行比较，指向了叙利亚政权的罪行。因此，大多数受访者在调查中采用了大屠杀记忆框架以及争夺稀缺国际认可的竞争逻辑。与此同时，这些受访者都希望看到叙利亚人在苦难等级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并表达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

总而言之，叙利亚的记忆景观强调了阿拉伯/伊斯兰主题的卓越性，并将“承认”视为一种稀缺的国际商品，被不公平且不均匀地分配给了西方的苦难而非叙利亚。阿拉伯人的苦难虽然在等级中应当名列前茅，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忽视。在叙利亚人看来，大屠杀构成了西方而非全球记忆框架，因此叙利亚人/库尔德人无论在哪里提起大屠杀，都是为了争取其自己的国际承认和主张，并借此夸大对叙利亚所遭受的苦难的悲伤。

2.巴勒斯坦人的记忆景观

巴勒斯坦样本中54%的人将大灾难，即1948年导致以色列建国并将他们驱逐出这片土地的灾难置于所有其他记忆的重要性和规模之上。坚持大灾难唯一重要性的受访者往往只提到巴勒斯坦的事件值得纪念。通过将巴勒斯坦人置于苦难等级的顶端，这些受访者将记忆政治视为一场争取承认和政治主张的零和博弈。一些回答将他们对大灾难的突出地位的坚持与对大屠杀记忆的明确否认结合起来，并暗示大屠杀记忆框架是以色列的政治权宜之计。由于大屠杀在在以色列国家记忆中的基础中心地位，以及其与巴勒斯坦人所经历浩劫的密切关系，这些受访者经常否认大屠杀记忆的重要性。对于巴勒斯坦来说，这种竞争逻辑是超越性别、教育背景、群体认同和民族依恋程度的。

同样的逻辑也发生在强调记住其他历史事件的21%人群中，被提到的事件往往掺杂外国的干预、对欧洲殖民主义的国际记忆。这些记忆同样被援引来打破受访者所认为的“犹太人对痛苦的垄断”。虽然对于大部分巴勒斯坦样本来说，大屠杀并没有被直接否认，但他们拒绝承认大屠杀在国际苦难等级中的独特地位，以及由此给以色列带来的政治豁免权。

巴勒斯坦人认为大屠杀记忆为以色列提供了政治权利、优势和豁免。因此，记忆被视为推进国家主张和获得国际支持的一场斗争。这种信念也解释了巴勒斯坦样本中“无”这一类别出现最多的原因：25%的巴勒斯坦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想记忆，记忆被认为是一种被更强大的人操纵的工具，即被以色列人所使用。

同时，只有极少数巴勒斯坦受访者内化并交叉参考了全球大屠杀记忆“不再重演”的信息，为数不多强调记住此类逻辑的参与者通常表达了较低的爱国主义情绪。因此，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记忆景观表现出一种与其他记忆，尤其同是大屠杀记忆之间强有力的竞争动态，并完全将记忆视作发挥政治主张的手段。此处记忆所追求的逻辑并非源于吸取历史教训的希望，而是利用历史来获得承认和政治权利，并在国际上推进民族事业。

3.以色列人的记忆景观

以色列样本中，10%的人希望国际社会只记住大屠杀，而88%的大多数强调也要记住许多其他事情。其中强调记住严重侵犯人权的历史事件的典型回答被跨背景的受访者反复提起，伴随的是“历史意识（historical awareness）”的主要原因，以及从历史中学习以保护和确保所有人的人权和自由的价值的信念。只有少数以色列人强调大屠杀的独特性，并表达了高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此相对，对于大多数以色列受访者来说，大屠杀并不具有独特性，并希望扩大被认知的受害者的群体数量，以“普世化”这些教训。总体而言，从这个样本中可以明显看出，以色列人的记忆格局被许多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所主导，包括大屠杀。虽然少数受访者从民族主义和独特的角度看待大屠杀的记忆，但大多数受访者都明确表示需要在记住大屠杀的同时记住其他记忆。

4.三个样本内/样本间的记忆动态

作者基于对受访者回答的解释性分析，定性地分别赋予竞争性记忆动态和比较性记忆动态两种编码。简而言之，当受访者的记忆遵循竞争逻辑时，受访者通常为自己国家的原因使用记忆，并强调在国际等级制度之上对自己遭受的痛苦的独家记忆。与此相对，受访者在同情他人的痛苦时遵循比较逻辑，记住许多相似的不同事件，并将自己的群体置于其他群体中间，而不必达到等级制度的最高位置。被编码为“比较”的回答并没有为自己的群体遵循特定国家的目的，而是试图以平等的方式记住许多事件，以便从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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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翻译自原文“三个样本中的竞争和比较记忆动态”

分析结果如图2，三个样本中，巴勒斯坦人以62%的高比例在竞争性记忆动态方面占比最大，其次为叙利亚人（58%），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以比较逻辑来看待记忆。此处作者认为，考虑到不同群体的具体政治背景，可以解释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在记忆方式上比以色列人更具有竞争性。不过，这个话题本文暂时按下不表，并在接下来的两节中讨论竞争性记忆动态和民族主义依恋、被感知的受害者意识的关联。

 民族主义依恋、被感知的受害者身份和竞争性记忆

1.民族主义和竞争性记忆

从先前的讨论可以得知，竞争性记忆与民族主义努力试图提高群体声誉和收益有关。通过对受访者对自身爱国依恋打分的调查，本文衡量了三个样本的民族自豪感水平（见图3）。从中可以发现，以色列人最不爱国，而叙利亚人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巴勒斯坦受访者更甚。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样本的统计分析确实表明，民族自豪感和竞争性记忆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证明了民族主义与竞争性记忆方式密切相关。同样，在巴勒斯坦样本中对本群体持有积极自我印象的受访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竞争记忆，而少数遵循竞争记忆的以色列人也强烈地否定外部族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性。相比之下，对于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受访者，倾向于比较记忆的人群更有可能抱有较低的低民族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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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翻译自原文“民族主义依恋程度：“从1（不自豪）到5（非常自豪），你为自己是叙利亚/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感到自豪吗?”

2.被感知的受害者意识和竞争性记忆

理论中的竞争记忆动态不仅与较高水平的民族主义依恋有关，而且与较高程度的实际和被感知的受害者意识有关。这一点从巴勒斯坦人和叙利亚人受到持续伤害的现实中能找到，因此他们比境况较好的以色列人更具有竞争性记忆。此外，作为基准的大屠杀记忆早已给以色列带来了所有的政治利益，而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一个国家，由于大灾难的持续，他们需要继续竞争。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叙利亚人。

关于被感知的受害者意识，从叙利亚的样本中，作者发现，多数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叙利亚战争的受害者。同时，将叙利亚冲突归咎于西方国家的人最不可能表现出比较性记忆。因此，大屠杀和西方的关联本身就引发了竞争动态，这与现有的理论一致。另一方面，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来说，对于彼此被感知的受害者身份相当不同，没有一位巴勒斯坦受访者认为以色列人在当前局势下苦难最大，而相当一部分（55%）以色列受访者认为巴勒斯坦人和双方是受影响最大的受害者群体。

结论

 作者认为，考虑到样本群体的历史背景，比较性记忆似乎是一种奢侈，对于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这些自我感知为受害者，且被国际社会视而不见的族群来说，竞争逻辑是唯一的选择，甚至可能是最后的手段，以获得国际支持去攀爬至国际苦难等级的顶端，最终完成迄今为止未竟的民族事业。与此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大屠杀记忆获得持续性国际支持的以色列人，则倾向于以比较的方式记住并分享其在苦难等级中的位置。从不同的记忆逻辑的目的出发，反复的剥夺性竞争逻辑并不能促进减少冲突乃至达到铭记教训，避免反复的历史经验。因此本文提出，唯有迄今为止被边缘化的记忆被国际承认了，矛盾性的全球苦难等级才能消解，建立跨区域的团结。

词汇积累

typification 

典型化

the Holocaust

 大屠杀

transitional justice

 过渡司法

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 

冲突后和解

译者：周子喻，国政学人编译员，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硕士，主要兴趣方向为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话语研究与安全化。

校对 | 黄凯越 刘添辅

审核 | 施榕

排版 | 钟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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